摘要:旧址类红色纪念馆的展览空间本身即为历史遗存,其传播效能更依赖现场阐释的能动性。本文以武汉革命博物馆红巷片区为考察对象,分析其传播实践中空间、陈列与人的阐释三个层次的分工,重点考察“红巷苗苗”青少年志愿讲解项目的功能与边界。研究发现:原状空间以物质真实性建立历史在场感,基本陈列以事件框架与细节材料的配合建立解释,而“红巷苗苗”以制度化运行、情感化叙事与朋辈化语言构成一个以人为载体的活态阐释层,在情感唤起与情境激活方面具有成人讲解难以复制的优势;但其知识组织的系统性受年龄与培训周期制约,功能应限定为展陈文本的再阐释,而非替代陈列的信息功能。这一案例提示,旧址红色传播的优化,关键在于厘清空间、陈列与人的阐释各自的功能边界,而非单一手段的叠加。
关键词:旧址纪念馆;活态阐释;朋辈传播;红巷苗苗;馆校合作
一、引言
旧址类红色纪念馆的展览空间本身即为历史遗存,建筑格局、房间尺度与材质肌理先于任何展板文字进入观众感知。这一条件使旧址展陈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在空间中放入内容,而是空间本身已经承载了什么,展陈应当补充什么、克制什么。在此条件下,传播效能往往更依赖现场阐释的能动性,而非展陈物理形态的频繁更新。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关注点从物的展陈转向人的阐释。此处所谓活态阐释,指以人为媒介、在现场互动中完成的再阐释,区别于预制文本、单向播报和静态展板。选择“红巷苗苗”作为考察对象,并非因为它是红巷片区唯一的阐释主体,而是因为儿童作为阐释者所带来的朋辈传播与情感化叙事特征较为突出,便于观察活态阐释的功能与边界。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项目在旧址传播链条中承担何种功能,其阐释特征与结构性边界是什么,它对旧址类纪念馆的传播实践具有何种启示。
二、旧址空间与基本陈列的叙事分工
武汉革命博物馆位于武昌红巷13号,下辖武昌农讲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起义门等五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场馆,场馆总占地面积3.2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8万件(套),年接待观众200万人次以上,2025年达255万人次。其中,武昌农讲所旧址校舍为晚清学宫式建筑,1963年正式对外开放,展出常委办公室、教务处、总队部、大教室、大操场等复原陈列,基本陈列为“探索与奠基——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历史陈列”。毛泽东旧居于1967年按原貌重建,提供生活尺度的空间经验,将宏大革命史落到房间、家具与日常起居的可感层面。
从叙事职能看,复原空间承担历史情境的先行建构。观众进入旧址院落时,首先遭遇的是建筑本身:天井的尺度、廊道的走向、课桌椅的排列方式,构成未经文字中介的空间经验。这种经验的说服力主要不来自说明牌的文本密度,而来自空间作为历史发生地的物质事实。但空间叙事并不自动等于叙事充分:空间提供了真实感,却难以独立完成对事件脉络、制度背景与历史意义的系统解释。
中共五大会址的基本陈列在这一意义上构成补充。2021年改陈升级后的“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展示面积从660平方米扩展至1100平方米,展出历史图片300余幅、文物资料180余件(套),其中珍贵文物29件。陈列分为“中共五大的历史背景”“中共五大的召开”“中共五大的贡献与局限”“中共五大后的探索与奋斗”四个部分,在形式设计上运用浮雕、圆雕、硅胶塑像、立体半景画以及全息投影、多层次景箱等18处辅助展项,明确以宏大叙事与细节呈现有机结合为策展原则。这一表述值得注意:它意味着陈列并未将事件框架与细节体验视为对立选项,而是试图以事件脉络提供理解的骨架,以细节材料提供感知的入口。复原空间建立历史在场感,基本陈列承担解释功能,二者构成旧址传播的第一层分工。
三、“红巷苗苗”作为活态阐释层
空间与陈列共同构成的仍然是一个以物和文字为载体的叙事系统。在实际参观过程中,还存在一个以人为媒介的阐释层。红巷片区的突出特征在于,这一阐释层的相当一部分由小学生志愿者承担。
“红巷苗苗”并非临时性的参观配套活动。该项目自2016年启动,依托武汉革命博物馆的志愿服务体系运行,并与辖区十余所中小学形成馆校合作机制。截至2025年暑期,已培养3000余名青少年讲解员,当年研学营吸引50余所学校的85名青少年参与。培训内容涵盖讲解技巧与礼仪、革命历史沉浸式体验、传统曲艺与小剧场演绎等环节。这一制度基础使其区别于偶发性的学生志愿活动,具备稳定的阐释主体性质。
从阐释特征看,据公开报道与笔者现场观察,诗词吟诵与歌谣传唱是“红巷苗苗”讲解中较为突出的两类方式。据公开报道,一位来自光谷第十小学的讲解员在展厅吟诵《菩萨蛮·黄鹤楼》。结合现场观察另一位讲解员以《两只老虎》的旋律引出《国民革命歌》,向观众发问“‘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旋律是否与儿歌相同”,将观众已有的听觉经验与革命历史建立连接。与成人讲解相比,这类阐释的语言更短、情感密度更高,偏向人物片段与情绪唤起,而非会议进程、政策条文与组织演变的系统梳理。其效果机制可以借助朋辈传播的概念加以理解:同龄讲解者在语言风格与情感表达上更接近青少年观众的接受习惯,弱化了成人宣讲中常见的距离感,从而降低了进入历史情境的初始门槛。
但这一优势同时划定了它的边界。小学生的知识储备与认知发展阶段决定了其阐释难以覆盖宏观历史的结构性内容。在红巷片区的传播链条中,复原空间建立历史在场感,基本陈列承担解释功能,而“红巷苗苗”用人的声音和情感将静态空间与文物转化为可感知的叙事,因此将其定位为展陈文本之外的活态阐释层。
四、功能边界与方法论反思
“红巷苗苗”的案例提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旧址展陈物理形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活态阐释可以成为一种不依赖大规模改造的传播增量。但这种增量的效能需要被审慎界定。
首先,活态阐释的优势集中在情感唤起层面。诗词与歌谣的选择、童声的语调、同龄人之间的注意力亲和,共同构成一种成人讲解难以复制的感染力。然而情感唤起并不自动转化为知识留存或态度变化。当前实践尚未建立系统的效果评估机制,讲解场次与接待人数的统计可以反映规模,却不足以判断观众在认知层面的实际获得。学术分析能够做且应当做的,是将情感唤起、知识传递与态度影响区分为不同的效果维度,并指出活态阐释在前一维度具有明确优势,在后两个维度尚缺乏经验证据。
其次,活态阐释与展陈设计之间存在需要保持的分析距离。展陈的空间格局、文物组合与文字内容由策展方设计,具有相对稳定性;讲解员的语言是对展陈文本的再阐释,受个体理解、培训内容与临场情境的共同影响。将二者混同,会模糊旧址传播中不同行动者的功能分工。更准确的描述是:旧址红色传播的效能,取决于空间、陈列与人的阐释三者之间的配合关系,而非任何单一要素的强化。
五、结语
武汉革命博物馆红巷片区的实践表明,旧址类红色纪念馆的传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层次分工:原状空间以物质真实性建立历史在场感,基本陈列以事件框架与细节材料的配合承担解释功能,而制度化的活态阐释以情感化、朋辈化的语言承担情境激活功能。“红巷苗苗”的意义不在于展陈形式的创新,而在于它以人为载体,在静态展陈与观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可感的阐释环节;其边界同样清晰,即知识组织的系统性受年龄与培训条件制约,不能替代陈列的信息功能。这一案例提示,在旧址展陈物理形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厘清各传播要素的功能边界并据此建立匹配的评估机制,比笼统地追求技术叠加或形式包装更具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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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航.面积更大史实更多,升级版《中共五大历史陈列》重新对公众开放[N/OL].长江日报,2021-06-16. http://www.app.dawuhanapp.com/p/468151.html
[3]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武汉革命博物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EB/OL].(2026-04-03).https://wlj.wuhan.gov.cn/zfxxgk/fdzdgknr/jgjj/zsdw/202008/t20200827_1437235.shtml
[4] 红巷2025——我们都很棒[EB/OL].武汉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2026-01-09. https://mp.weixin.qq.com/s/CiEs4XHh1nRvOGJ3OU3I5Q
(作者:林姝静 艺术人文学院2024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艺文青年说:革命文物评论学术专栏】 为推动红色文化与美育研究相融共生,艺术人文学院学生党支部策划推出“艺文青年说:革命文物评论学术专栏“活动。本系列跳出厚重考据、长篇论著的范式,以博物馆、革命纪念馆中一件馆藏文物为切口,以小见大、由物及史,用青年视角品读文物背后的革命故事与时代记忆,挖掘红色遗存承载的精神力量。文稿短小精悍、侧重感悟阐释,兼顾思想性与可读性。后续支部党员将持续选取不同红色物件开展创作,逐步集结成专题系列。系列稿件计划面向文博公众专栏、馆校合作平台开放投稿,以青年之声讲好革命文物故事,探索红色美育的鲜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