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千年时尚单品

编者按：千年古韵藏潮流，古人穿搭自风华。曾国贵族颈上的玉项饰，不只是一串精美的装饰，更是颈间的光华与信仰，寄托着以玉比德、通神祈福的精神世界。宋代帝王赐予诸臣的端午扇，摇出的不仅是凉意，更是君臣相得、节序流转的文化温度。明代眼罩别有意趣，或遮风沙，或掩身份，或只为片刻抽离，薄纱覆眼之际，透露出晚明对自我与闲情的细腻观照。此次呈现的是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艺术设计学系2026届本科毕业生的三篇毕业论文，带着我们跨越千年，一睹古人颈间、掌中与眼前的三件时尚单品，从礼乐信仰到风雅闲情，小小的随身之物，蕴藏着浩博渊邃的乾坤……

论文题目：《曾国玉项饰艺术特征研究》

学生姓名：向晶晶

指导老师：蔡青

内容摘要：湖北曾国墓地出土的玉项饰数量不多，但级别较高，体现出两周时期贵族的用玉制度。曾国玉项饰的发展演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西周早期以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玉项饰为代表，多为简单的“玉管+珠饰”组合模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京山苏家垄、枣阳郭家庙墓地出土玉项饰为代表，形成以玉璜、束帛形牌饰、兽面牌饰与玛瑙珠、费昂斯珠组合的典型样式；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以随州枣树林墓地出土玉项饰为代表，出现“双牌并联”式、玉牌联珠式等新组合，结构规整。高等级墓葬出土玉构件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辅以玛瑙、费昂斯、绿松石、蛇纹石玉等，色泽丰富，串联复杂。次等级墓葬出土玉构件所用的石英质玉种类较少，串联方式也较为简单。曾国玉项饰以片雕工艺为主，辅以阴线刻、浅浮雕、透雕。装饰纹样从西周早期的素面发展至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蟠螭纹、勾连云纹、龙纹、凤鸟纹等。曾国玉项饰是周代礼制下身份等级与性别秩序的物化载体，呈现出“周文化为主体、楚文化浸润、南北交融”的复合特征，其演变轨迹也体现出两周之际从神权礼仪向人文理性的思想变迁。

（学生向晶晶）

曾国贵族的“高定项饰”

款式多到挑花眼

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战国，曾国贵族的“颈间时尚”从没输过！

想走端庄风？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出土的“束帛形玉佩+红玛瑙串”，西周晚期贵族标配，色彩丰富，端庄高雅，天然的优越感……

湖北枣阳郭家庙墓葬CM2出土束帛形玉牌，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枣阳郭家庙墓葬GM86出土束帛形玉牌，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枣阳郭家庙墓葬GM86出土玉项饰复原图

想搞暗黑酷盖风？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出土的“兽面牌饰+玛瑙珠”安排上，威严里带点野性，牛首型玉牌饰，仿佛下一秒就要吼一嗓子“谁敢动我”！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葬M81出土牛首形玉牌，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最绝的是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的混搭天花板——“玉璜、玉珩配玛瑙+釉砂料珠”，多材质复合串联，色彩层次拉满，稳重里藏着华丽，这才是真正的“老钱风”！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葬M88出土玉璜，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葬M88出土玉珩，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葬M88出土玉项饰复原图

材质卷到离谱

软玉家族全员出动——青玉稳重、白玉清雅、糖玉温润，还有绿松石来点缀，稀有度直接拉满！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葬M110出土绿松石串，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最绝的是费昂斯珠，春秋限定人造釉料，相当于现在的“科技定制款”，古人早就玩明白“系统化美学”了！‌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葬M88出土费昂斯珠，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红玛瑙一衬，整条项链像首流动的色彩交响曲，戴在颈上，连走路都得自带BGM！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葬M88出土玛瑙珠，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工艺细节杀

1厘米的龙形玉觹，雕刻得神完气足，双阴线纹流转如生；玛瑙桶形珠形制规整，钻孔笔直到让现代工匠都叹服；束帛形牌饰上的牛鼻式穿孔，藏穿绳于其后，正面不见一丝累赘——这才是真正的“高定”级工艺！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葬M88出土龙形玉觹，现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曾国贵族戴玉项饰，不是为了臭美，而是“颈间身份证”！兼具身份、道德、审美多重意义，等级不够，连碰都碰不到！

论文题目：《宋代端午赐扇考论》

学生姓名：吴雯雪

指导老师：张娜

内容摘要：端午赐扇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宫廷端午赏赐活动，始于唐，宋代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宫廷节俗仪典，明清之际仍在流行，是传统节日文化和礼制秩序的一种具象化表达。宋代赐扇对象主要有三类：朝臣依品阶高低获赐不同扇品；内廷妃嫔与宦官通过“分赐”形式领取；经筵史官因在御前讲读经幄颇受优待，所得扇子更为考究。在形制方面，宋代端午御赐之扇以团扇为主，有御书与书画合璧两类。书画扇融诗、书、画为一体——“诗”“书”出自帝王御笔，“画”多由宫廷画师承旨绘制。绘画题材涵盖了端午之时的动植物，画工精妙，不仅象征着统治阶层的美学取向，也深刻折射出宋代社会对扇面小品画高度追崇的审美风尚。在工艺方面，宋代端午御赐之扇可分为青团镂竹大扇、御帛书扇、涂金银装扇子三类，既表现出宫廷用器的华贵气质，也彰显着宋代造物的精巧之工。端午御赐之扇凝聚了顺应天时的传统中医文化，承载了驱邪避疫的民间祈福禳灾愿景，成为联结‌帝王仁爱长治与文人气韵的雅致媒介，并对宋代民间端午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生吴雯雪）

扇有乾坤：宋代端午扇中的皇家极品

皇帝的雅好

唐太宗痴迷“王书”，尤善飞白书，虚实相生，苍劲浑朴，还开创了端午赐诸臣飞白扇的先河。宋仁宗皇祐以后，“每岁重午节必赐飞白书扇”。宋代皇帝也雅好画扇，宋太宗曾“诏遍籍在院中者，出纨扇令各进所画”，直接把画扇当成了翰林图画院的考核试题。作为艺术“天花板”的宋徽宗，凭一己之力把扇面书画艺术推到了第一个高峰。南宋邓椿《画继》载：“政和间，每御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后宫嫔妃们争相临摹宋徽宗的御扇，人手一扇，活脱脱一场古代“同款”大狂欢。

宋代赵佶《枇杷山鸟图》页，纨扇页，绢本，墨笔，22.6×24.5cm，现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佚名《夏卉骈芳图》页，纨扇页，绢本设色，23.7×25.2cm，现藏故宫博物院。

根据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代端午御赐之物中有“青团镂竹大扇一柄”，这种类型的扇子在宋徽宗所绘的《听琴图》中可以看到，坐在右侧的文官手持的就是一柄青团镂竹大扇。除了书画扇，宋徽宗还喜欢这种清雅之扇，由竹丝制成，虽无书画以饰，却极尽工艺之巧、自然之美。

宋代赵佶《听琴图》，绢本设色，147.2×51.3cm，现藏故宫博物院。

皇家端午扇上到底画了什么？

古时民间称五月为“恶月”，天气变热，疾病多发，因此端午扇也被称为避瘟扇。端午扇上最常见的是农历五月盛开的花卉植物——蜀葵、石榴花、萱花、栀子花，人称“端午四美”。其中，蜀葵因颜色丰富又名“五色蜀葵”，“五色”象征阴阳调和。于是就有了《武林旧事》《梦粱录》反复提及的那件宫廷顶配——“御书葵榴画扇”，一面是皇帝御书，一面绘蜀葵榴花，寓意“忠君爱国”与“多子多福”。

宋代佚名《蜀葵图页》，绢本设色，21.5×22.8cm，现藏上海博物馆。

端午扇上远不止花草，还有骷髅，这是属于宋人的端午脑洞。南宋宫廷画家李嵩的《骷髅幻戏图》也是一幅扇面画，与端午医药、辟邪的功能有关，寄托着宋人祛病禳灾的终极关怀。

宋代李嵩《骷髅幻戏图》，绢本设色，27×26.3cm，现藏故宫博物院。

罂粟竟然也能画入皇家端午扇！

宋时的罂粟与“毒品”毫不沾边，主要用作食用与药材。罂粟花也在端午前后盛开，色彩浓烈，常与蜀葵、石榴等一起入画。宋神宗宫廷画家艾宣的《写生罂粟图》里藏着令人惊叹的细节与玄机，工笔细写罂粟，花瓣层层晕染，浓艳而沉厚。这不是一枝寻常的罂粟，而是一枝“并蒂罂粟”！两朵花共生于同一枝茎，古人视为千载难逢的吉兆。这幅扇面画被装裱成册页，题诗落款处钤“御书”印，出自宋宁宗皇后杨氏之手。

宋代艾宣《写生罂粟图》，绢本设色，23.7×24.3cm，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端午赐扇，意在“君臣相得”，也希望诸臣“庶动清风，以增美德”，方寸之间，凝聚家国天下。千载之后，每逢端午，轻摇团扇，我们仿佛依然能与宋人隔空对望，感受那缕悠远的、带着墨香与花香的端午清风。一扇清风，风雅千年……

论文题目：《明代“眼罩”研究》

学生姓名：吕冰倩

指导老师：赵诗琪

内容摘要：本文以明代眼罩为研究对象，围绕其形制辨析、材质与功能、佩戴群体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从先秦至明清，古人外出遮面的风俗源远流长，随着历史演进，先后出现了“面衣”“羃篱”“帷帽”“褦襶”等功能相似而形制各异的遮面饰物。明代以降，“眼罩”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遮面饰物广泛流行。眼罩以纱、绢、棉等织物为主要原料，兼具防风、防尘、遮阳与隐蔽身份等多重功能。其形制可分为大帽眼纱与带状眼罩两种，是明代民众出行的重要饰物。在明代不同群体的实际使用中，眼罩亦承载着社会礼法、世俗出行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学生吕冰倩）

眼前有天地：明人“眼罩”里的出行文化

两种款式，你更喜欢哪一个？

古人追求潮流的心态丝毫不亚于现代人，明人的眼罩主要有两款。

第一款是“大帽眼纱”，就是在日常戴的大帽边缘缀上一圈轻盈薄纱，自带氛围感滤镜。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载，京城春日，青年男子去郊外踏青，“眼纱影里佳人面”，隔着轻纱隐约望见佳人清丽的容颜，“眼纱”应为女子郊游时戴的“大帽眼纱”。《金瓶梅词话》中韩道国外出时也是“戴着大帽眼纱，骑着骡子”，看来“大帽眼纱”是明代男女出行必备良物。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戴“帷帽”的骑马仕女俑以及《清明上河图》里那位骑着毛驴、头戴“帷帽”的人，妥妥就是明代“大帽眼纱”的原型！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戴“帷帽”的骑马仕女俑，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骑着毛驴、头戴“帷帽”的人，现藏故宫博物院。

第二款走简约便携风，是由纱或绢制成的细长的布条，覆盖在眼睛上，轻薄通透，佩戴方便。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拟古乐府》云：“罩眼一寸纱，茫茫遮人老”，王世贞在《戏为眼罩作一绝》中戏说：“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明代眼罩是一块长一尺左右、宽约一寸的绢纱带子，按今日的计量单位换算，眼罩长34厘米、宽3.4厘米。这种款式的眼罩简单实用，无论贵族、官员、商贾、百姓都喜欢佩戴，清代依然流行。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幅清末外销画里可以看到这种眼罩款式。

清末外销画中戴“眼罩”的贵族，现藏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三重妙用：古人满满的“小心机”

明代官场的“社交神器”：《大明会典》规定“凡官员相遇回避”，遇到上级官员要让道、勒马或下马侧立回避，如果不想这样怎么办？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记录了这一现象：“京城官员常蒙脸出行，也是为避免做官所讲究的仪式和消费……”正如王世贞所感慨：“如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这种“选择性失明”的智慧，堪称古代版的社交回避术。

明代百姓的“旅行拍档”：明朝人的旅行经验十分丰富，文人骚客、仕宦显官、普通百姓都经常登山访刹、郊野闲游，眼罩既可遮挡尘土，又轻便透气，是出游的随身好物。

明代女性的“出行自由”：明代女性出游，既可以戴“大帽眼纱”，也可以“靓妆炫服”。晚明戴璟主持编修的《（嘉靖）广东通志》载：“今京城妇女出外，必盛装露面，虽乘女轿，亦不垂帘，而男子反带眼罩以自障。”明代中晚期，心学传播，冲击礼教，制度与习俗的相对宽松，女性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