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是提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提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通过顾先生的自序，我大致对顾先生的学术研究、治学方法、读书有了一定的了解。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学术研究：在疑辨中重建历史认识

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不仅是一种史料批判理论，更是一种历史认识论。他指出，古史记载并非静态的“事实集合”，而是经历代口传与书写不断叠加、演变的结果。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史学对经典文献的静态信赖，引导研究者关注文本背后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语境。

在具体研究中，顾先生善于运用文献对勘与历时性分析。例如他系统梳理了尧、舜叙事从《诗经》《尚书》中的缺失，到《论语》中的提及，再到《尧典》中体系化的过程，揭示出古史人物形象逐渐丰富、事迹逐步完备的层累轨迹。这类研究不仅展现了早期历史叙述的动态性，也促使我们反思文献权威的背后可能存在的建构性。

顾先生的治学方法融合了传统考据学的严谨与现代史学的批判意识。他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具体操作中注重辨析史料来源、追踪叙述演变、还原历史语境。他并不满足于单纯“辨伪”，更致力于探究“伪史”之所以形成的时代原因与功能意义，从而在批判中建构更为扎实的历史认识。

尤为可贵的是，顾先生始终保持开放的学术姿态。他明确表示自己所提假设“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并愿意根据新证据修正观点。这种将学问视为持续探索过程的态度，体现了一种理性而谦逊的治学精神。

（二）读书门径：从“泛览”到“精熟”的自觉

顾颉刚先生对读书方法有着清醒的自觉。他提出“横通”与“纵贯”之分，前者指泛泛涉猎、广而不深，后者则强调精熟基本典籍、深入消化。他谦称自己早年读书多属“横通”，并以此自省，倡导学者应选取重要原典，逐字细读，直至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与思考方式。

这一区分为我带来深刻启示。在信息易得的今天，我们往往陷入泛读与碎片化阅读的惯性，而顾先生提醒我们，真正的学术积累离不开对核心文本系统、深入且反复的阅读。只有通过精读与深思，才能建立扎实的学问根基，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

（三）治学态度：求真务实与开放理性

顾先生在治学态度方面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在开篇没多久就表明了“学习永无止境”这一治学态度，“我在生活上虽是祈祷着安定，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所以愿意终身在仿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二是以公平理性做学问。当谈到学术派别问题时，顾先生的见解可谓我们当下学习的榜样。 先生认为，在古代，由于条件缺乏，不得不依靠某一派别求学，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做学术不应该将自己划归为某一学术派别，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治学上不失公允。顾先生一生学习中，内心从来没有偶像的存在，这也是他得以进行理性裁断的最重要原因。这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